新中国成立之前，由于国民党当局对**书刊实施封锁、查扣、捣毁等手段，中国**党和**进步文化界采取了一种权宜而又机智的斗争策略，将**书刊伪装起来，即改换封面书名，伪托出版者、出版地，改换译著者或不署译著者姓名等办法。

　　这就好比战士在前线阵地用草叶和树枝，将自己伪装起来一样。如**中央机关刊物《布尔什维克》周刊，1927年10月在上海创刊。其**卷第三期封面曾伪装为《少女怀春》、《中央半月刊》(仿国民党机关刊物)，**卷第七期封面伪装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小学**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》，还伪装成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中国古史考》、《金贵银贱之研究》、《虹》、《平民》等。《红旗》周刊也曾伪装为《时事周报》、《实业周报》、《快乐之神》、《光明之路》、《真理》、《出版界》等。

　　据不完全统计，上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，我国各地出版的伪装本书刊至少在100种以上。现将笔者所见所知的湖南编辑出版的伪装本书刊，略述如下。

　　(一)毛泽东著作伪装本

　　毛泽东著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，以《和平奋斗救中国》为封面伪装书名。

　　毛泽东著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封面伪装书名为《中国往何处去》，封面的右上方有一行小字“新知识丛刊第四期”，封面左上方有一行小字署“钢铁出版社发行”。封底有三行小字：“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，我们应该迎接它。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，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。举起双手罢，新中国是我们的。”封面的背面为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内容介绍。正文的标题为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全书为32开本，共32面。

　　毛泽东著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封面还曾伪装书名为《中国往何处去》，封面右上方的一行小字署“香港时代出版社时论丛刊之一”，封面左下方的两行小字署“文风印���所印行。荷里活道一三八号二楼”。扉页为“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毛泽东著，人民出版社，1949”。全书为32开本，共32页。

　　出版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这两种毛泽东著作的伪装本，是1947年2月湖南省工委下达给长沙金国印书馆的任务。其印刷数量：前者为3000本，后者为5000本。

　　该印刷厂厂长向愚接受任务后，深感责任重大。当时的厂址设在长沙市南门外下碧湘街46号。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，向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，制订了没有行文的厂规：一、轮流在厂门口站岗放哨，如遇可疑的陌生人进巷子，立即报告。二、不准随便带外人进厂和在厂里留宿。三、每一版上机印刷后，立即毁版，需再印时，再拣字，再排版，再印刷。排字房排版的清样稿子、机房试印的样稿和装订房多余的零张散页，必须及时烧毁。四、不准参加社会上的各种公开活动，如**、游行示威、罢工、罢市等活动。

　　书籍印好后，再通过各种渠道，秘密散发出去。

　　上述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两种伪装本，湖南图书馆均有收藏，系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，从长沙古旧书店分别以0.5元、0.1元购进的。

　　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国**党在宁乡的地下组织在知识分子中组建了不少学会、学社，如求实学会、协群学会、梅湖社会教育协进会、力行学会、求真学会、大江学社、涓溪学会等。这些学会、学社为了扩大宣传影响，利用各自的关系与印刷厂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印发了许多**书籍，如望北乡地下党支部领导的青年学习社，自己筹集资金，委托流沙河大力书局翻印了以《中国往何处去》为封面伪装书名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伪装本。

　　省立长沙**工业职业学校，在**长沙市工委河东**区委的组织指导下，于1949年初，组织了各种以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宗旨的进步社团，如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等。这些社团成员互相传阅进步书刊。由陈守均、任惜馀提供“**”，如《科学的哲学》、《大众哲学》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《苏联见闻录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、《土地法大纲》、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》、《工商政策》、《整风文献》、《一个**党员的由来》(斯诺《西行漫记》中第四篇)等。当时书籍的保管和借阅由张汝安负责。为了避免暴露，张汝安把那些重要的书籍，如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整风文献》等加以伪装，在封皮上写上“风沙之恋”等一些不被人注意的书名，以掩人耳目。

　　(二)政治书籍伪装本

　　《政治材料》**期，封面书名曾伪装为《脑膜炎预防法》，伪托“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印行”。据国民党政府档案记载：1929年7月，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呈报称，“封面为署名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印行之《脑膜炎预防法》，内容则为《政治材料》**期，系**党化名反动宣传品。”

　　1927年“四一二”、“七一五”蒋介石、汪精卫叛变后，**处于低潮。国民党和各派军阀在**各地，“宁可枉杀一千，不可使一人漏网”，对**党人和**人民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。中国**党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，积极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和主张，出版了一大批**进步书刊，但却遭到查扣、销毁。同时国民党政府除通过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严厉查禁外，还设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，凡通过邮政部门寄出去的书刊，必须经过严厉检查，才能寄发。而经过伪装的《政治材料》**期，居然顺利地通过了邮局的检查，平安地寄出去了。

　　据1962年3月17日《人民日报》晦庵《书刊的伪装》一文云：有一次，有人拿着一本《脑膜炎预防法》到邮局寄发，恰巧被“检查老爷”看到了，当事人正在着急发愁，不料这位“老爷”刚一伸手，看到书名，竟像烫着了火一样，立即缩了回去，噘起嘴巴捏着鼻子走掉了。原来他以为看这种书的人可能已经有脑膜炎症象，容易传染，自己性命要紧，倒不如赶快躲开为好。

　　(三)**刊物伪装本

　　1939年7月，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支持下，由向愚、刘国英(刘雯)夫妻集资于衡阳司前街创办了五五书店，刘国英任经理。徐特立对该书店的创办非常关心，并指示说：“书店要办得大一点，书刊要丰富一点，要设在比较繁华一点的地方。”资金不足，徐特立在八路军通讯处拿出了一百元(银元)相助(后向愚以陕西大同书局的稿费归还了)。徐特立为照顾邓子干(徐特立的学生)烈士的遗孀陈兆母女的生活，特地要刘国英安排陈兆在五五书店当营业员，并协助刘国英工作。

　　“五五”，即5月5日，是马克思的诞生日，取名五五书店，是表示对马克思的纪念。

　　1939年10月，在徐特立的支持、指导、帮助下，五五书店向愚编辑出版了《半月文选》。编好后先送给徐特立阅后才付印。如有一期选登了斯大林关于国际形势的谈话，称斯大林为同志，徐特立说不好，应改称为先生，这样才不会引起顽固派的注意。

　　《半月文选》编好后，到哪里印刷出版呢?据现湖南图书馆收藏的该刊**期，版权页上记载为“重庆：苍坪街;衡阳：司前街;曲江：风度北路;桂林：桂西路。”其实这四处地方几乎都是伪托的，真实的印刷出版地是在桂林，而桂林的“桂西路”又系伪托。据负责该刊编辑印刷出版的向愚的女儿向刘骝(现为离休干部)回忆说：“《半月文选》编好后，每次都是我父亲拿到桂林去印刷的，每次都要把我带去，一路上一大一小，又装扮成走亲访友的模样，就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。我当时还只有5岁，也并不知道父亲到桂林是印刷《半月文选》。每次到了桂林后，我们是住在旅店里。每天父亲早餐后出去，把我留在旅店里，他晚上才回来。有时说去找姨妈，回来时说姨妈恰好不在家，没有找着。有时又说去找姑妈，又说姑妈搬了家，找不到。但每次回来，总是要给我一些饼干糖果。有一次，还将我带到漓江的将军桥，要我在那里看人家钓鱼，他又办事去了。回来后，我讲起此事，妈妈很生气，说让一个细妹子在那里看一些素不相识的人钓鱼，不怕坏人把她拐走卖掉了!自此以后，父亲出去办事时，就把我托付给旅店里的人看管。”“至于具体在桂林的什么地方，过去不知道，现在还是不知道。”1989年向愚去世，所以《半月文选》的印刷出版地已成谜团。

　　《半月文选》主要是刊载有关**进步人士对时事评析方面的文章，以正确引导人民群众认清抗战形势，揭露各种妥协投降派的言论，从而帮助人民树立抗战的必胜信心。创刊号刊载了毛泽东的《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国对策》、《我们对过去参政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》和陶行知的《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会议的意见》等10余篇文章。

　　《半月文选》深受**群众欢迎，宣传效果很好，仅*后一期就销售了5000份。

　　1941年1月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“皖南事变”，掀起了**次**高潮，五五书店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封，《半月文选》也就停刊了。

　　《粮食》半月刊，1946年5月4日创刊。发行：粮食半月刊。编辑：王民田、汤永安、周仲由。社址：长沙顺星桥8号。

　　《粮食》，从其内容看，是一种反对内战，争取民主的**刊物。创刊号的发刊词《我们永远前进》说：“胜利的手因捶击复员的钟而厌倦了，然而，阴云并未被这串洪亮的声音而冲散。”“我们，这一群在炮火中生长的孩子们，为了不愿让‘书荒’的阴影罩住大家求知的眼睛，于是不顾自身的声音是多么嫩弱，不顾自身的力量是多么单薄，持着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信念，毫无保留地献出了我们的努力，送上这份薄薄的礼物，在这寒冷的春夜里。”“朋友!请用你们明亮的眼睛，慢慢食下这份‘粮食’，”“让这个国家里，再没有火药味与尖叫声，而到处充满花香和朗康的笑声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以至于永远，永远……”

　　**期的封面上有一幅木刻画，画的是一位战士骑着奔驰的马。画的下面写着：“前进，民主斗士!”**期还刊载了一篇《五月颂》说：“在荆棘的荒原上，在颠沛的日子里”，心情虽然并不舒畅，却充满了对明天的向往与希望。鼓励“子民们”英勇地站起来，去获得阳光灿烂的明天。

　　《粮食》，其内容却不是普通的粮食，但为了能依法登记，取得出版的合法权，而不致于被敌人查扣、捣毁，于是便以“粮食”作为这个刊物的伪装刊名，寓意精神食粮。这是迫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所为。日寇投降后，虽然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“双十协定”及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《和平建国纲领》中，明确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力，然而国民党却悍然不顾，使政协纲领成为一纸空文。接着，国民党在**各地煽起了查禁**进步书刊，逮捕杀害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妖风鬼火。1946年4月至5月间，反动派在西安暗害《民众导报》的主编李敷仁，查封了《黄河晚报》，接着又封闭了在北平的新华社、《解放》三日刊和其他报刊、通讯社等77家。此外，在广州、成都、昆明、天津、长沙、徐州等地，也都制造了一连串类似的暴行。所以若不采取这种巧妙的伪装办法，不但不能“依法申请登记”，而且随时都有被查封和捣毁的危险。

　　《粮食》半月刊传世极为**，笔者仅见到湖南图书馆藏有其1946年5月4日的创刊号(静电复印)和1946年5月25日的**期。

　　伪装本书刊，是在特殊年代里，以特殊方式出版的特殊版本的书刊。这种书刊多销往国统区、敌占区，是中国**党对敌宣传斗争的手段之一，是毛泽东思想、党的方针政策在国统区、敌占区得以传播的历史见证。这些伪装本书刊，对当时对敌斗争的顺利进行，为新中国的建立，发挥过重大作用。现在，伪装本书刊成为了研究我国现代**出版史的重要实物依据。特别是那些传世**的伪装本书刊，既是****的**文献，亦是极为重要的**文物，弥足珍贵。